从汉画像产生和研究的历史来看，汉画像逐渐受到海外研究者的重视，汉画像研究经历了图像著录式研究、风格形式分析再到图像志研究、综合研究阶段。在研究方法与研究理念方面，主要有以费慰梅为代表的关注“位置的意义”、劳弗尔等“模式化”的观点，以及杰西卡·罗森等学者对汉画像艺术中外文化交流因素的重视。简·詹姆斯（Jean M.James），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史教授，重点研究中国汉代艺术，兼及中国考古和中国文学。其对汉画像的研究偏重于图像志分析和艺术功能的探讨。詹姆斯的汉画像研究相关文章，目前为止译介到中国的有：《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1]43-48《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下）》[2]《东汉享祠功能的研究》[3]《阐释汉代墓葬艺术：上下文的重要性》[4]。其他的文章未见译介。笔者搜集了简·詹姆斯与汉画像研究相关的学术成果，包括公开发表的五篇文章和一篇博士论文，以及一本学术专著，除上述提及的有中文译本的文章外，其它均未中文译介。简·詹姆斯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两座汉代墓葬的图像学研究：武氏享祠及和林格尔墓葬群》中展示了关于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像图像志的初步研究成果，该论文完成于1983年。1985年，詹姆斯的一篇《武氏左祠的断代》[5]刊载于《东方艺术》（Oriental Art）第31期第1辑。同年该杂志第31期第3辑还收录了她的另一篇文章《阐释汉代墓葬艺术：上下文的重要性》。1988年，詹姆斯的另一篇研究武氏祠的文章《武氏享祠的图像志纲要》刊载于《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杂志第49期。本文将通过对詹姆斯文章内容的概述，简要地介绍这位美国学者的汉画像研究成果，总结评述其主要观点，揭示其对海外汉学研究的贡献。

一、简·詹姆斯的汉画图像志研究

在一些学者对探寻汉画像形式特质的兴趣不断增长、致力于确定其在汉画像艺术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时，另一些学者则把画像的内容及其社会学与思想性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对单幅画像母题的考证、对“图像程序”的构图规则的重构，以及在汉代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下解释画像的艺术表现。在研究过程中，这些学者把建立图像与文献资料的联系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主要手段，因而延续和扩大了中国传统学者及西方汉学家的学术传统。詹姆斯曾提出：“西方艺术史的大宗是对图像志和图像学的研究，而在中国，佛教之前的图像志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6]

（一）图像志分析从图像出发

对于图像志的分析，詹姆斯主张从图像出发，如在《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中，她提出汉代艺术中所表现的西王母形象与文献中描述的西王母形象并不完全一致，“现存的文献告诉我们她是怎样被构思的，现存的图像显示给我们她是怎样被理解的”[1]43。詹姆斯从考古发掘的画像石、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图像出发，同相关文献中关于西王母的记载文本结合，进行图像志阐释，研究得出西王母实质上是人间神，是一位大众化的宗教形象。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西王母又逐渐演变成为一位道教的神，普遍流行于信众之间。詹姆斯通过对汉画像西王母形象的图像要素的分析，以及对西王母图像进行图像志阐释，揭示了不同于文献记载的、图像中表现的西王母形象的人格化和世俗性特征。

（二）汉画像的“模式”

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詹姆斯对汉墓装饰艺术的“程序”（即实际的礼仪结构与画像表现之间的对应性）做了不同于前辈学者的阐释。她的论文中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武氏祠石刻的图像志以及图像所含的“类型”，她引用了巴特森（Bateson）的“模式就是那个东西”[7]这一说法，认为东汉时期的汉画像所表现的历史人物故事，已经成为一种反映社会道德价值取向的图像符号，并且这类故事一旦有了一种表现方式，就将被不断地重复，很少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就可以用“模式(pattern)”来解释。

老道士整了整衣襟，在王祥边上坐下。王祥仔细端详起老道，老道士年纪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样子，打扮和古装剧里的道士一模一样，只是鼻梁上那个多了一副盲人常带的墨眼镜。想着老道一眼看出自己生意不顺，王祥眼中老道就平添了几分仙风道骨。

1.从墓室和祠堂的图像中受益的，并不是死者本人，而是其灵魂。詹姆斯指出汉代人相信灵魂是分为“魂”和“魄”两部分的，图像布局的方位与母题的位置，都有其相对应的深层含义。如把祭祀的场面放置在北壁，是象征死者的“魂”上升到天界成为了祖先神灵。而在南壁刻画侍者和其它主题的图像，是象征着死者的“魄”在来世的生活。

（三）从整体上理解图像

在《东汉享祠功能的研究》中，詹姆斯就已经表达过对“树下立马”这一母题的阐释即“表明死者已从仕途退隐”。而李凇则认为詹姆斯的理解有所偏差，一方面他肯定了詹姆斯从整体上而不是局部来阐释图像的尝试，但是他对具体的母题阐释依然体现了处于原初语境的学者和海外学者的理解上的差异。对于同一图像的不同图像志阐释都是基于阐释者的观点，每种识别、分类或者分析都仅仅是一种阐释，而不是唯一的阐释。詹姆斯对该图像的阐释并不是对学者们已经研究过很多的古代马车的名称问题再进行补充，而是希望解释丧葬礼仪中的某种逻辑，特别是车马图像的象征意义和作用。詹姆斯重视图像的整体性，认为，“为了准确无误地理解这些图像，必须将它们置于一个有上下文关系的条件下进行解读，绝不能将它们当做一些个体的孤立作品”。那么，进一步解释“上下文关系”，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1.丧葬艺术品服务的对象及图像母题选择的目的；2.图像的特定含义与它所处环境中其它图像的意义关联。这就引出了简·詹姆斯汉画研究的另一个特点，即如何在上下文中对具体场景的图像进行释读而揭示其深层次的含义。

从各元素的沸点可知，由铁到砷挥发率越来越大，所以控制适当的真空度和温度，铅、铋、砷、锑能以气态挥发出来，而铁、铜则留在锡液中。

西方汉学界有关东汉时期的享祠的研究不乏描述和分析。不过以往的研究都限于山东的孝山堂享祠以及其余三个被重建的武氏家族的享祠这4个享祠中。在詹姆斯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东汉享祠的功能研究不久之前，在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已经发掘了其它约10个享祠的石墙。詹姆斯的文章对这些新发掘的享祠作了讨论，扩大了对东汉享祠的图像志分析，着重分析的是享祠的功能以及享祠上图像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此揭示它们在当时汉代的社会背景下的作用。在《东汉享祠功能的研究》这篇文章中，詹姆斯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

李凇在《略论汉代山东嘉祥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图像》一文中引用简·詹姆斯的观点，该观点出自《阐释汉代墓葬艺术：上下文的重要性》一文，李凇又对她的观点做了进一步阐释并且提出不同的看法：

二、简·詹姆斯对汉画像的“上下文”研究

（一）功能研究

詹姆斯的文章《东汉享祠功能的研究》1998年收录于《亚洲艺术档案》（Archives of Asian art）杂志。2000年，该文章经贺西林翻译，登载于《美术研究》杂志，介绍于中国的学界。这篇文章专门就东汉享祠的功能进行了研究，是詹姆斯阐释墓葬艺术的功能性的专门文章。

宾连树生于房户，形状是连累相承，正同于画像石中的图像，其象征家族繁衍兴旺的意义也比夫妇恩爱要合适得多；对于这种由大树、马、车、射鸟者构成的一组图像，詹姆斯认为是武氏祠和相同风格的画像石所独具的图像组合，并对这种图像的象征意义提出了新的见解：射手正在驱逐树上的不祥之鸟，树表示家族的繁衍，马和车表示墓主已不再需要它们了。她试图从整体上而不是分离的局部来理解图像，但某些观点也值得商榷，如马与车，我认为不是出于被遗弃状态，而是待命状态，因为楼阁中的主人是“生”而不是死，图像不是表现壮观的告别人生仪式，而是永恒的“生”。[8]

詹姆斯认为武氏祠的汉画像是在两套“模式”的基本图像的基础上的变体结合。一套“模式”体现了对灵魂与升仙的信仰，主要表现神仙天人、通灵的巫师和珍禽异兽等；另一套“模式”则是政治秩序、礼仪秩序、道德秩序的体现，主要包括孝子图、墓主图、祭祖图、出行图以及宴饮图等。

2.东汉年间，从公元100年到公元222年，祭祀场面是享祠的中心母题，其它的主题都是附属的，这些附属的主题也会出现在墓室的图像中。

为提高语料的信度和效度，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方法的取向(multi-method approach)，将自然语料和引发式语料相结合，互为补充，互为佐证，这是一种趋势。至于选择研究方法的标准，我们认为，“研究人员应该采用能够收集到他们所需信息的方法。(何兆熊，2000:276)”

在詹姆斯的文章《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中，除了对汉画像中西王母图像的图像志分析，也有对西王母图像以及其各类配置图像的深层含义研究。西王母的起源和身份已经引起了不同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诸如德效骞（Homer H.Dubs）、鲁唯一（Michael Loewe）、里卡尔多·弗拉卡索（Riccardo Fracasso）、巫鸿等。以上学者都讨论了汉以前和汉代各种文献中描述的西王母，除弗拉卡索和德效骞外，其他人还研究了汉代艺术家所造的西王母形象。德效骞对24种文献中的西王母做了研究，着重关注的是作为民间神的西王母；他也提到了汉代晚期艺术中的西王母形象，但没有作具体说明，仅仅是作为研究文献的补充。鲁唯一把西王母同汉代长生不死的崇拜联系起来，他引用了很多时代的相关文献。为了说明问题，他还研究了山东画像石中的线刻图像和一面铜镜背面的图像。德效骞的文章写于1942年，鲁唯一的文章写于1978年，而詹姆斯的文章写于1985年。一方面，他们当时都不具备像詹姆斯这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获取相对多的、完整的、清晰的汉画像图像材料，并且也没有前人的研究作为基础；另一方面，之前学者对汉画像的研究偏重于形式内容层面，而詹姆斯的研究则偏重于图像志程序的分析和功能的阐释，是一个较新的研究思路。

3.从西汉到东汉，祭祀场面的图像从墓葬转移到了享祠中。西方的学者基本上一致认为，享祠本身是给“魂”建造的居所，以便祖先的“魂”能够在祭祀期间回到这里来享用供奉。

（二）图像配置的深层意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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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从图像本身出发，结合西王母图像本身的画面配置，以及其在享祠或墓葬中所处的位置，和周边图像的搭配等固定的程序。在揭示了西王母作为汉代民间宗教神的本质后，又进一步阐明了西王母作为一种宗教形象所代表的力量在人的生活中的意义，并认为对西王母的崇拜是一种普通民众寻求安慰与救赎的途径，而图像的功能意义在于对西王母这位“唯一神”的人格化的形式表现，赋予了偶像神的可视化的形象。

（三）“原境”的重要性

詹姆斯所强调的“原境”，也就是所谓的“上下文”，可以理解为对汉画进行图像志解读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保证图像被当做整体的同时，也要联系到从图像出发的上、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向上追溯选取特定主题的图像进行墓葬或享祠装饰的目的，进一步追问了丧葬艺术为谁而制这一根本的问题；其次向下寻找单幅图像在整个享祠或墓葬中的位置，从整体的图像程序的配置中追寻其深层的意义。这种研究与之前对汉画形式内容的研究不同，与后来杰西卡·罗森等人从社会文化层面对汉画像进行的综合研究也有所区别，可以看做是巫鸿所提出的“中层研究”[9]最早的雏形，这种“中层研究”沟通了高低两个层面的汉画研究，不再专注于单幅画像的形式内容分析，也不是在宏观角度研究汉画像与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深层关系，而是具体分析墓葬、享祠中画像母题的选取、各题材之间的关联，以及画像所处位置的意义。

三、结语

汉画像作为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具有多重的价值和意义，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汉画像的研究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仅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我们有全球艺术史的观念，作为具有长线文明史在中国地区所生成的艺术历程，汉画像自然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放眼汉画像研究的学术史，不仅要考虑到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要将视野放到海外汉学的研究中去。

此时养生应遵循阳气潜藏的规律，以“养藏”为根本，适当进补，所谓“立冬补一冬”。冬令进补，要注意一个“藏”字，达到敛阴护阳、养精蓄锐的目的。冬补以炖补为佳，炖补制作时间长，有利于营养消化吸

简·詹姆斯就海外学者对汉画像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西方艺术史家最好少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很流行的理论上，而应多注意中国学者立足于艺术品本身的研究成果”[3]41。简·詹姆斯作为一位关注中国汉代艺术的汉学家，其对汉画像的研究，兼具学理性和现实意义。作为一名海外学者，她对汉画像的图像志研究，对其艺术功能和文化意义的阐释，从非原初文化语境的另一种视角出发，对各种汉代画像进行了以图像志阐释为主的“中层研究”，对后期的汉画像研究颇有影响，可以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研究。无论是意义探寻，还是模式、原境的意义强调，詹姆斯的研究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詹姆斯.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J].贺西林，译.美术研究，1997（2）：43-48.

[2]詹姆斯.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下）[J].贺西林，译.美术研究，1997（3）：75-79.

[3]詹姆斯.东汉享祠功能的研究[J].贺西林，译.美术研究，2000（2）：40-46.

[4]詹姆斯.阐释汉代墓葬艺术：上下文的重要性[J].李凇，译.西北美术，1998（1）：35-37.

[5] Jean M. James.The Dating of the Left Wu Family Offering Shrine[J].Oriental art，1985（1）：34-41.

[6] Jean M. James.The Iconographic Program of the Wu Family Offering Shrines（AD 151—ca.170）[J]. Artibus Asiae，1988（1-2）：39-72.

[7] Gregory Bateso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M].New York：Jason Aronson Inc. Publishers，1978：428.

[8]李凇.略论汉代山东嘉祥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图像[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1999（4）：25-32.

[9]巫鸿.国外百年汉画像研究之回顾[J].中原文物，1994（1）：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