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原名刘西渭，是一位文学上的多面手。司马长风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其中以刘西渭的成就最高。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汇中西，但是更为圆熟；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深度。”[1]刘锋杰在《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中，直接称李健吾为“畅游杰作的灵魂探险者”。他高度评价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提出“他的批评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现代批评自身的建设，都不无重要意义。从纯文学的角度谈文学，在成名的现代文学批评家中，无人超出李健吾。”[2]李健吾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容忽略的地位主要来源于他对“自我和风格”的批评方式的无上推崇。然而，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中国社会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却使这位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学院派文人的文学批评中的“自我”意识不断沉浮，这其中包蕴了丰富的个人、历史和时代信息，值得我们深思。

一、20世纪30年代李健吾文学批评中的“自我”之灿然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于中西文化相交汇、古今文化相斗争的“五四”时期。从“五四”开始，随着西方各种哲学、美学、文学思潮的传入，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进入了大转型时期，就此铸就了独特而鲜明的“五四”时代精神。“五四时代精神的核心便是人的解放，是人的自我主体最大化自由的追求和实现”[3]。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处于内忧外患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新文学则继续在思想断裂中重生，在民族危亡中奋起呐喊。因而，一方面，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中国在历史的漩涡中开始了自己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全新的西方观念带给曾经古老的中国大写的人字和飞扬的生命，亲受西方教育影响和在西方观念吹拂下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沉思人的意义；另一方面，在民族危亡的多重矛盾中求生存这一时代命题前，学以致用、为民族利益高歌呐喊成为部分文学家和评论家历史的选择。因此，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总体上呈现出多元面貌，“无产阶级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各自发展演变，构成了30年代现代文学两条基本历史线索，他们之间文艺思想上的斗争、文学创作上的相互竞争，共同活跃着30年代的文坛”[4]。这时，一批既接受西方现代思想，又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批评者从文学的审美现代性角度出发，来维护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自由主义观念。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第一次意识到了传统的、西方的和现代的三种话语，并试图融合三者，促使文学研究的现代化”[5]，李健吾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崭露头角的。

从广义上讲，李健吾属于当时的“京派”批评家。“京派”与“海派”虽同属自由主义文学流派，但他们既反对左翼文学“文学从属政治”的主张，也反对“海派”文学商业化的意识，在整体上呈现出向文学自身复归的倾向。但是，尽管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沈从文、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李健吾、萧乾等“京派”代表除了都共同主张重视文学自身特征外，事实上，他们切入文学的视角大不相同，且相互之间并不完全承认。相比较而言，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三人虽经历不同，却具有一定的理论默契，在批评上，三人也相互支持和推崇。沈从文时刻将审美作为文学的根本特征和价值，并在批评过程中注重艺术本体价值与规律、注重艺术和谐美。文艺理论家朱光潜主张“尝到美味便把它的印象描写出来”，并要求批评家把“自我”直接放到批评中，认为这样来使批评写出特色，写得真切。初登文坛的李健吾则以更自觉也更激愤的态度，用一篇对法国印象派批评理论的述评《自我与风格》将自己的“自我”批评理论亮剑于世，并以自己的文学思想和批评实践构建了以“自我”为核心的中国式的现代文论典型范式。

李健吾“自我”批评理论，在理论上，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勒麦特和法郎士为代表的“印象派批评”；在实践上，则出于对当时中国激进的批评方式的背离和对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的继承和发扬。他主张，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应该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而是建设，不是和人作战，而是和自己作战。李健吾在《自我与风格》中郑重指出，“拿自我作为创作的根据，不是新东西。但是拿自我作为批评的根据，即使不是一件新东西，却是一种新发展。这种发展的结局，就是批评的独立，犹如王尔德所宣告，批评本身是一种艺术”[6]。因而，在实践中，李健吾把每一次文学批评都当作一次难得的心灵洗炼和灵魂与灵魂的邂逅与交融。当作一种独立而有尊严的事业，这无疑极大地彰显了文学批评的自身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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