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产权，写人本，写转型，如今轮到写自己——写自己的学术人生。似是一个大时代的个人“微史记”。

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记”：

宣传是传播已知，

科研是探索未知。

常怀对未知的敬畏之心，

修炼后知后觉的自己，

泽须自强不息。

感谢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和出版者广东经济出版社给我提供一个审视自己“学术前半生”的机会。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这四十年做了啥？要到哪里去？还能做点啥？”…… 在写这部学术小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叩问自己。

“我是谁？”

需有自知之明。接到出版社约稿函的那天，心中有些诚惶诚恐。想起了王安石那一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①引自王安石《登飞来峰》一诗：“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从国内看，如果不是坐井观天，而知“天外有天”的话，一个数据不可忘却：全国在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大约有50 万。尽管社会科学工作者不等于“社会科学家”，且经济学家也只是社会科学家中的“一部分”，但在经济学界，包括在高校、社科院、政府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以及众多的企业和民间研究机构等几大系统中，确有众多有为的经济学学者或专家，人才济济。

记得1985 年在天津举办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期间，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曾发来四句题词：“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

与诸多前辈和同侪经济学家“英才”相比，我自叹弗如。

从国际看，如果不是坐井观天，而知“天外有天”的话，更令人汗颜。萨缪尔森教授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实践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但自己的研究，距离这些期待有多么遥远？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也曾期待中国出现“思想市场”，但遗憾的是，“思想市场”的货架上有几件自己的货品？……

实在有愧。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由于1960 年大饥荒，我走的是一条非常规的成长路。“三上大学而无缘本科文凭”，更无硕士博士学位，只是由于谷书堂教授和滕维藻校长的宽厚与包容，才让我进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的学术殿堂。

对此我的心底怀有一种“原罪式”的宿命感，此情结原本传统的读书人多少都有，但我更为直接也更为深沉。能够成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已属幸运。与那些我熟知的屡遭厄运、抱憾终生的经济学界前辈比，与那些才华横溢却由于种种原因过早“离场”甚至英年早逝的莫干山朋友比，我今天依然能够“在场”，已经很知足了；对入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实在不敢奢望。学界对我如此厚爱，感恩。想起了我在陕西法门寺留下的八个字：“无，为正常；有，为幸运。”

——一个在国际主流学界默默无闻的人文经济学人，一个不够格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的“入选者”。

“你从哪里来？”

曾经有学生问：“您是如何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我如实相告：“是‘大饥荒’逼迫我学习经济学的，没有什么理想抱负，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个‘饭碗’，以减轻家里负担而已。”

本书第一章的“楔子”——《1960 年“闹饥荒”：“尽快找所管饭的学校”》，“楔”进了我学术人生蹉跎岁月的起点。历史的灾难在一个15 岁少年心底打下的烙印，一生一世都不会抹去。第一章的四节，写了学术成长的四部曲：名师指点，时代机缘，中青聚会，宏观历练。这既是我成长“四部曲”，也是我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四要素”。通过此，或可探究人生成长的奥秘及其蕴含的某些规律。

（一）名师指点

这既是历史起点，也是逻辑起点。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太相信“无师自通”（除非是真正的而不是标榜的“天才”）。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或学位，但是作为治学者，无论如何不能没有高人指点。

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指点学术道路的名师代表。2016 年，在谷老师追悼会翌日，我发表文章写道：“我清楚地记得，您当时②即1974 年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进修班期间。点拨我的‘一根两苗’。您说，从经典作家‘劳动谋生手段’这条根上，本可以长出两棵苗：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但是，经典作家为什么只承认按劳分配而否认商品经济呢？您的话，使我受到震撼，激发了我探索经济理论问题的兴趣。”③常修泽：《谷老师，让我再看您一眼》，《天津日报》2016 年4 月1 日。

文章来源：《美与时代(上)》 网址: http://www.mysdzz.cn/qikandaodu/2020/1228/5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