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诗歌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也因此成为了世人所推崇的高洁隐士之代表。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调向他所生活的晋宋时期，会发现他在当时的时代里并未受到如此重视。

陶渊明的诗因为文辞质素而在当时得不到第一流诗人的评价；他的五仕五归又显出一份与同时文人的步调不一；其孤独、高洁、守拙归园、安贫乐道等等，都显出他在很大层面上确乎与时代相龃龉。然而这些与时代格格不入不相契合的地方，却恰恰是陶渊明最具有同时代性的证明。

那么，何谓同时代性？罗兰·巴特曾言：“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吉奥乔·阿甘本对此有更进一步的解释：“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那些与时代太过于一致的人，那些在每一个方面都完美地附着于时代的人，不是当代的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无法目睹时代；他们无法坚守自身对时代的凝视。”换言之，具有同时代性的人，就是紧紧保持着对自己时代的凝视以感知时代光芒及其黑暗的人。这些人往往表面上看起来与时代不合，而究其本质，却是最真切的同时代人。

时代、社会、潮流堆加给世人的东西，就像温水煮青蛙。它逐渐的、不知不觉的将人渗透蒙蔽，让人们以为这些东西是出于自我、从自己心底里升出来的追求。但很多时候它根本不是，它早已被社会时代篡改修饰。如果不能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人生就会成为一个有知觉的容器——别人灌了什么在里面，本人就理所当然的觉得那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出于自己本身的追求。这样的人，就是与时代太过一致的人，就是丧失了同时代性的人。

唐代卢纶在看傀儡戏时曾感叹：“何须更弄邵翁伯，即我此身如此人。”的确如此。在人们笑傀儡是傀儡的时候，很可能自己也已成为了时代、社会和周围人的傀儡。如果不能跳出眼前的时代，站到一个身外人的宏观立场上去思考，就永远不会真正的属于时代。

而这一点，陶渊明做到了。

陶渊明生活于晋宋之交，这一时期山林隐逸文化大兴。从这个角度来看，陶渊明似乎是与时代完美契合的。然而只要对此时文人的隐逸心态稍加审视，便会发现陶渊明其实与之不同。

晋代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乱，政争叛乱此消彼长。以往堪称“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门阀士族在此时走向了衰败。由于凭家世门第选官，导致士族子弟逐渐废物化——既不爱务实事，又没有真正的实际才能。于是皇权逐渐收紧扩张，不断压制士族势力，削弱其政治权利和地位。因此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寄情山水、陶冶山林，实为无可奈何之下为保全自身而选择的隐忍之策，是心不甘情不愿、被迫被动的。如谢混《游西池》：“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他写日暮黄昏的哀愁，其实是为了映衬家族命运日薄西山的悲凉。

陶渊明与此不同。他的归隐山林不为名，不为利，也不为保命。他只为两个字：从心。陶渊明始终与时代保持了一定距离，并常以一种身外人的视角审视时代。有才智的人可以鄙视他的时代，但同时也知道，他不可改变地属于这个时代，他不能逃离自己的时代。他来自于他的时代，时代是他的土壤，而他和时代所保持的距离，又让他在宏观上超越了他的时代，具有了同时代性。如果他仅仅属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结束，他也就结束了。陶渊明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直到现在他和我们所有人都依然可以对话。他的隐逸并非逃避，而是直面。正因了他的从心与直面，他身上的同时代性才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

我们可以其组诗《咏贫士》为例试作分析。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其一）

陶渊明虽然身处时代潮流之中，却不盲目的追随潮流而动。即使身处穷困境地，他仍然坚持自我的理想选择。他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在这首诗中陶渊明运用了比兴象征手法，把自己比作孤云。万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所在，偏偏他却如孤云一抹，寂寞漂泊。他在空中忽然泯灭，还来不及发出任何为这个时代所定义的光辉，就如此消散殆尽。

这种情境、这种描写似乎与热闹的时代有所割裂。而正是通过这种在其人生中常常出现的断裂，使得他比旁人更能够感知和把握他自己的时代。这种感知和把握使其与过去和未来建立起了一种奇特联系——它能够把这些在当时被泯灭了的点点光辉重新聚拢，再次唤起并重新把生命赋予这些在当时已被宣告死亡的东西。这就是他所具有的同时代性，这也是为什么陶渊明在当时不被重视，却被后世推为东晋诗人杰出代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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